法学专家将以城管法制专务身份，对城管重大决策发表意见并可参加案件审理。近日，3名来自北大等院校和律所的法学专家正式受聘上任，开始在3区的首批试点。按照要求，法学专家们每周至少在城管部门工作1天，拥有包括列席市城管执法局和区（县）城管大队的办公会，对城管重大决策发表意见等9项“权力”。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车克欣表示，该局将在今后2年逐步推进此项工作，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法学专家团队。（《新京报》10月9日报道） 　　近日，为了改变形象，提高效率，城管部门想了一些办法，比如专门成立女子执法队等，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关注。这一次北京推出的“法学专家介入城管执法”，由于涉及学术与实务的相互渗透，社会意义显然更大一些。 　　自己或亲属有过被城管查抄经历、目睹过城管野蛮执法的，骂城管骂的咬牙切齿；一些生活在“象牙塔”里的专家学者，往往又从事后、间接的层面上，对城管执法做出未必准确的评价。在城管执法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的社会似乎集体陷入了“盲人摸象”，亟需有个突破点来破解这一难点。而“法学专家介入城管执法”，似乎具备了这一突破点的某些特征。 　　其一，执法意义。曾有学者置疑城管机构本身就不合法，但就算如此，取消了城管，该管的事情还在，无论让谁管，矛盾也不会消失。当前城管的价值之惑，实乃民生与秩序的矛盾之痛。取消城管与放任城管，取消游商与放任游商，现实中都是不可想象的。任何“盲人摸象”般的指责，任何情绪过激的倾向，都很不可取。而司法专家的介入，恰恰在于可以从司法的角度为城管把关，使城管在法律的轨道上发挥作用。 　　其二，学术意义。如今，法学研究面临许多社会新课题，发展理论与指导实践的任务都相当艰巨。当前尤其要致力于解决现实中的司法困惑，只在书斋里搞研究显然远远不够。而城管执法，不仅社会性强，而且处于司法的边缘及敏感区域，有着极大的研究空间与现实价值。“法学专家介入城管执法”为专家提供了可贵的一线体验机会，可有效地推动学术研究。 　　其三，立法意义。城管执法由于没有单独的法律，导致执法规范、执法自律等都没有明确的依据，与此相关的执法条件、执法保护、抗法处罚等也都存在很多难题。以立法的形式来解决上述问题，应该是一条无法回避的必经之路。但是要让其领域跨度更科学、执法范围更明晰，也确有难度。惟其如此，立法的创造性才更可贵。而创造性不可能凭空而来，而是需要“法学专家介入城管执法”式的深入实际才可能实现。 　　一方面，现场执法之复杂，不可能如学者理解的那样概念化；另一方面，执法者对自己所执之法，又难免陷入情绪化理解中。可以期待的是，法学专家介入城管执法，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家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与城管部门“我就是法”的矛盾。